2002年1月14日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透露，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提供的《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》，披露二战时期日本有30个县(都、道、府)的135个矿业所役使中国劳工近4万人。
    1944年底，据当时的上海社会福利局统计，仅日本日华劳务协会强募的华工就有6批1752名，分别被送往室兰港东邦炭矿、留港箱田铁矿、小樽港东邦炭矿、北海道炭矿，其中有特殊劳工（即俘虏）251名。日军还强征上海工人到海南岛、南洋等地做苦役。
    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告诉笔者，日占时期，上海被强征骗征的劳工达5000人以上，许多人未能活着回乡。
    
    肖维忠：一位大学生因不肯上大货轮去日本，被日本兵推进江水中   
    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强抓男性中国公民，押送到日本做苦力。当时在上海，日本军队用两种欺骗方式来诱骗上海的劳工。一是在码头、菜场等人多的地方贴布告说要招聘搬运工，每日工资1．50元，可自由报名。二是日军开着卡车在苏州河河边叫喊：“要打工的去码头装货，干1天1元！”等人上了车，车子直接开进日军的仓库，这些人就再也回不了家了。
    1944年4月，当年我24岁，在上海四川路的三角地等处见到有招搬运装卸工的，为了赚钱养家糊口，就去报了名。有人领我们去了里虹桥的一座仓库，只见里面已有100多个人，有的坐着，有的靠墙站着。领我们进来的人说：“老实点，否则对你们不客气！”说完他就走了。当时我抬头向外一看，是一片空地，四面是围墙，两个角上搭有了望台，日本兵持枪看守着。这时我才知道上当受骗，心里害怕极了。
    第4天早上，开进来3辆大卡车，每辆卡车上都有4位持枪的日本兵，140多名劳工分批被押上卡车，开往公平路码头，乘上大驳船开往吴淞口。在吴淞码头，早有大货轮在等着，日本兵把140多个劳工关在大货轮最底下的货仓内。
    当押上大货轮时，一个姓王的大学生因不肯上大货轮，与日本兵发生争吵，被日本兵猛地推了一下跌进江水中。当时许多人喊有人跌下海了，日本兵无动于衷，根本不去救人，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被大海吞没了……有一个汉奸还凶巴巴地说：“哪个敢闹，都往海里抛！”劳工们都吓得不敢再讲话。
    货船开了两天后，到达朝鲜釜山港口。当晚，有一个中国人溜到甲板上，跳入海中，想游水逃生（此人生死不明）。隔天早上，船又开了，晚上到达日本。我们被日军押上火车，乘了整整一天的火车到了日本北海道室兰港。我们被安排在日本北海道室兰煤炭株式会社下属的“支那劳工队”做劳工。
    我们排队进入一间大工房内，排了铺位。门外有一间房是日本人看管员住的。每个劳工领到一套紫色的工作服和一套旧的军人穿的毛衣，还有一双胶鞋和一件棉马夹，是过冬用的。
    我们干的活就是装煤、卸煤，昼夜不分，24小时随时都要开工。我们的伙食很差，每天只吃两顿。一小盆饭，只有一两多米，加上土豆、南瓜、山芋等杂粮，一小碟菜，多数是小的鱼头或咸菜梗，还有就是一点酱油汤。如果不出工就算病号，饭量要减半。由于长期吃不饱死了好几个人。有两个人因饿得实在不行，拿了货轮上的东西吃，被日本兵吊起来毒打致残，慢慢地死去。
    我在一次夜间出工卸煤时，为躲避日本兵的抽打，一不留神从车上摔了下去。当晚我吐了很多血，大约过了7天才慢慢止住血。由于当时没能好好治疗，后来手臂就一直不能弯曲到肩头，成了伤残……我们同时去日本的有142人，到日本投降后返回上海时，只有110多个人了，有20几个人死在日本。
    1945年7、8月间，联合国军来日本室兰，在警察署召开中国劳工会议，会上告诉我们一切会处理好的，叫中国劳工不要心急，不要报复闹事，不久将会安排我们返回中国。后来每个劳工领到一套旧的日本军呢上装和皮鞋，每人还发了30元日币。约在1945年9至10月间，我们110多个人，加上另外两个劳工队大约300人左右，乘上美军的轮船开往上海。
    到上海后将我们送到附近一个工厂的集体宿舍内住了两天。其间，我们曾去南京路闲逛，市民们都围上来看我们这些穿日本军装的人。当时若不是上海报纸上登着有关首批被日军抓去日本做劳工的300多人已返回上海的新闻，一定是会发生误会的。后来上海的救济总署给每人发了两套衣服，叫我们各自回家……
    可以查一下1945年上海社会局的档案，有当时接收返华劳工的资料和名册。也可查1945年9、10月份的上海报纸，上面有首批去日本当劳工返回中国的报道。
    
    胡金生：有两个劳工偷偷逃了出去又被抓回来，日本工头放出狼狗将两人活活咬死
    1943年夏日的一天，胡金生在杨浦区马路上行走时，突然被冲上来的几个日本人扭住，强行把他和很多中国青年关在一间黑屋子里……轮船在海上航行半个月后，胡金生被送到日本福冈县三菱煤矿挖煤。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下矿井干活，天黑才收工，一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。矿井中闷热潮湿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每天吃的都是又硬又凉的饭团。曾经有两个劳工不堪忍受折磨，偷偷逃了出去，被日本人抓了回来，日本工头当着全体劳工的面，放出两条狼狗，将两人活活咬死。
    还有一次，矿井发生坍方事故，胡金生眼睁睁地看着前面的劳工被石头砸死，自己的腰也被砸伤。
    
    唐坤元：北海道10月份的气温零下30-40度，我们身上只穿一套麻袋布做的的单衣裤
    我到煤矿的当天就想逃跑。第4天，我趁门岗换岗时不注意，独自逃出矿区。后被发觉，矿场内警铃大鸣，警车和日本人在山林里追捕，我在逃跑第二天被抓住，关押在看守所，当时看守所内已抓住10多人。我遭到拳打脚踢，我的两颗牙齿也被打得松动了。我抗议说我是被他们强掳到日本来的，我不愿意在日本当劳工。
    我们10多人被关在一间10多个平方米的棚内，不给洗浴，大小便都在棚内一只木桶里，每天只发二两左右的杂粮饭团。棚内空气恶化，其中一人病得奄奄一息也不给治疗，活生生地死在棚里。
    将我们关了10多天后，召开全矿人员大会，要逃跑者全都跪在地上。矿长说：“你们看，各队逃跑的一个都逃不掉，在日本是逃不脱的！”矿长宣布将逃跑者遣送到“日本北海道不良华人集中营”关押。
    北海道10月份的温度零下30－40度，我们身上只穿一套麻袋布做的的单衣裤，睡觉的地板上只垫一些稻草，每人发一条薄被子。每天一餐，只吃二三两杂粮米馒头或薄饼。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先在屋顶上铲雪，防止房子被积雪压塌，8点集合早操，动作不规范就遭棍棒殴打。然后到森林里锯树，完不成指标就扣伙食……
    
    石中玉：我的右腿被箱子擦掉手掌大的一块皮，日本人不给治疗，伤口发炎，整整感染了4年……
　　石中玉和几十个年轻人被日本人押着来到了北诲道角田煤矿。最初，劳工们在露天工作，零下30摄氏度也要干活。除了劳累，还得忍受日本人的折磨。一次，石中玉无意和一个日本人碰了一下，那个日本人不由分说，举起皮鞭就抽，把石中玉抽得遍体鳞伤。没等他伤愈，日本人就让他把装满煤的箱子推出矿井，再把空箱子推回来。稍不留神，石中玉的右腿被箱子撞破，擦掉手掌大的一块皮，伤口很快发炎，但日本人根本不给治疗，结果整整感染了4年。现在，这伤疤是石中玉被骗到日本做劳工饱受折磨的证据。
    
    凤仪萍：原本重60公斤的汉子，饿得只剩下25公斤
    1944年8月的一天，刚读完初一的凤仪萍在四川路桥被日本兵抓往虹口的一所集中营，不久被押上一艘装满铁矿石的日本运输船，来到北海道栗山角田煤矿。那年他才14岁，是同时被抓的300名中国人中年龄最小的。
    一个名叫徐正万的上海劳工，自从被押解到货轮上，他就不吃不喝，两眼直淌泪。到日本时，瘦得仅剩下一副骨头架子。他在日本门司港口检疫所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低沉呜咽：“爷娘，不孝儿子永别了！”14岁的小凤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同胞的死去。
    到达角田煤矿后，被虐致死的中国劳工越来越多。“平均三四天死一个，惨啊！”在电话里，老凤叹着气，直呼“作孽！”日本人实行“人肉开采”法，一清早日本工头便用皮鞭抽着中国劳工起身，他们总用侮辱的口气叫中国劳工“支那虫”“南京虫”。劳工的作业是：打眼，放炮，用风镐钻煤，装斗车往外运送。在毫无安全措施的矿井内，劳工们一直要干到晚上10时，才能爬出来。
    “当时我想今生今世只有死在异国他乡了。每天从地狱爬上来，总要向西南方向望一眼祖国。”
    饥饿、寒冷、劳累、惊吓和无助的绝望弥漫着整个劳工营，原本重60公斤的汉子，饿得只剩下25公斤。对那些生了病的劳工，日本人残忍地将他们囚禁在专门的隔离间，活活饿死。凤仪萍还亲眼目睹工友在井下被石块当场砸死，鲜血夹着脑浆流在煤块上。
    有几名劳工实在无法忍受这非人的折磨，上吊自杀。还有部分劳工逃往北海道的深山，被抓回来后，日本人将他们剥光衣服扔在雪地里鞭打致死……
    
    陶仁祺：工头竟用一汤盆开水浇到他头上
    1944年陶仁祺18岁。他也记不清是几月份了，他和师兄李忠豪一起看到了一份前往台湾做木匠、泥水匠等建筑工的招工启事，待遇优厚。正为生计所迫的他们立即去西藏路的近水茶楼报了名。
    他们先在吴泾路集合，然后被一辆卡车运到虬江路码头，再转至吴淞路码头，乘上一艘装满生铁的日本运输舰离开了家乡。出发时，他们还满心以为目的地是台湾岛。谁能料想，经过几天几夜的风浪颠簸，他们抵达了不折不扣的魔窟——北海道角田煤矿！而这时他们已经回家无门了。
    他们被送进煤矿做工。矿上的日本人天天给他们吃豆渣、野草、鱼骨渣这样的猪食，根本难以下咽，经常吃得呕出来。后来来了第二批被骗被抓来的上海人，他们绝食抗议极度恶劣的伙食，经抗争最后才有时给他们吃一些的红薯等杂粮。北海道冬天几乎天天下雪，气温零下二十几度，劳工们只穿两件单薄的衣服，许多人被活活冻死。
    而在这样又饿又冷的生存条件下，劳工们还被迫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，一直要干完当天的活。
    这种地狱般的生活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，一些人实在无法忍受而上吊自杀。陶仁祺清晰记得，有7个劳工实在不堪折磨，冒死逃往深山。结果其中5个人被抓回来。日本人把他们绑起来抽打，然后用冷水兜头浇下。陶仁祺说这5个中国人当场就死了4个，另一个也很快死了。
    在矿上，劳工被毒打是时时刻刻的事。有一回陶仁祺因为与矿上的工头一言不合，结果工头竟用一汤盆开水浇到他头上，他顿时痛得几乎晕过去。
    1992年，38位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出《关于对日本当年侵华战争损害索赔之事的议案》，14年过去了，劳工们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“赔偿”。
    1992年，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王工律师等38位人大代表的议案，内容是关于对日本当年侵华战争提出损害索赔之事。议案一提出，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，被译为英、日等文字。
    我们主张的损害赔偿，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，更不是中国台湾地方当局同日本国之间的劳务赔偿，而是代表1931-1945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、中国公民、外籍华人受害者的集合体向日本国政府依法索取损害赔偿。至于索赔数额，有两个方案参考：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致损总额10000亿美元或3000亿美元，除中国政府免除战争赔偿4000亿美元或1200亿美元之外，受害华人尚需索赔6000亿美元或1800亿美元。
    14年过去了，中国劳工一次次提起诉讼，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的“赔偿”。